当你想要集中精神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是总会被无休止的电子邮件和短信铃音打断思路？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进步，在带来生产力巨大飞跃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也难怪，最近很多人在欢度假期时，有时恨不得把手机电源关掉，甚至突然间会萌发出把手机扔进山涧的念头。

　　但如果不是制造压力，技术会使人们更加享受生活吗？

　　设计幸福也许不像其听起来那样激进。在过去十年里，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了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具体地说，通过监控和分析一个人的睡眠模式、锻炼和饮食习惯以及像体温、血压和心率等生命体征，他们就可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查明问题点，然后提出改进意见，可视性地改善个人的前景和幸福。基于这些研究成果的一系列消费品，可让你待在家里就能尝试这些新技术，其最终目标是使你更健康、更幸福。

　　帮助人们提高个人生活质量的同类技术，也可在工作中产生积极的效果:更好的沟通、更好的团队合作和更大的工作满意度。也许最有趣的是，它可帮助工作人员获得满足感，完全沉浸在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上，精力充沛且快乐无比。这似乎好得让人以为不是真的？但事实上，这是完全可能的，它绝不是魔术。但为了达致最佳结果，需要对工程学和心理学进行适度的融合。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是以下三个趋势的集合造就了上述活力:小型化、无线通信和更好的电池。你可以很容易地用现成硬件构建一个小型的感应器，重量虽仅几十克，但可记录吉字节的行为数据，所以它不会给你造成额外负担或对日常活动造成干扰。

　　幸福传感器的雏形

　　20世纪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亚历克斯·彭特兰是第一个提出利用可穿戴传感器来研究人们幸福感的研究人员。当时，传统观点认为，衡量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最好方法来是面试或书面调查。但是研究证明，绝大多数的人际交流并不是语言。像语调、姿势和手势等非语言线索比形式语言更重要。如果你正在倾听一个同事说话，即使你不说一个字，你的面部表情很快就会揭示出，你是感兴趣，还是无聊，又或是完全不满意。

　　彭特兰的想法是使用一种包含麦克风、加速度计和红外发射器的可穿戴传感器（他称之为“社会性度量仪”），来检测一个人说话的音高及其运动，从而获得一个有关佩戴者体验、社会模式和通信质量的窗口。然而，电子技术其时尚不能胜任这一任务。早期传感器重约200克，并没有多大的存储空间或处理能力，也没有一个寿命很长的电池。

　　随后，彭特兰和日立公司的矢野团队合作以延伸这些设备的有效性。日立将这些技术进行了商业化，并将之融入到一个2009年发布的被称为“商业显微镜”的社会性度量传感器中。

　　在其最新化身中，“日立商业显微镜”(HBM) 的大小相当于一张名片，重量仅33克。你可把它像会议名牌一样系在脖子上。在其塑料盒里有6个红外接收器、1个加速度计、1个闪存芯片、1个麦克风、1个无线收发器和1个允许一次工作长达两天的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HBM可测量佩戴者的身体动作、声音值以及环境温度和光照度。像一个计步器一样，其会对点头、手臂挥舞、伸展、手指指向和其他非言语通信等身体动作进行计数，也就是加速度计测量在X、Y和Z轴上的运动，这些测量值之后被翻译成一个单一值，表明你在空间中移动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这个名牌状传感器拥有6个红外接收器，每个都指向不同方向，因而可覆盖佩戴者前面和侧面的大部分区域，因此当有两个或多个佩戴者接近时就可发出指示。当红外接收器检测2米范围内的另一个名牌时，两个HBM名牌就会交换身份标识。然后，每个名牌记录下发生交互的时刻、持续时间和位置。为了确定位置，名牌从最近的“信标”侦听信号，信标是一个不断广播其位置信息的红外装置，一般放置在被监控场所周围，如用户或会议室的桌子等。每个名牌的小型液晶屏幕可显示时间、温度、当天遇见的其他HBM佩戴者数量以及你的身体活动情况。

　　HBM名牌还会收集发生的交流类型信息。例如，与同事们坐在一间会议室里听一个主持人说上几个小时，与在咖啡机旁进行一次简短的生动对话非常不同。HBM可通过监测佩戴者的动作，并测量其声音的能量值分辨出这种区别。

　　每天离开办公室之前，用户把HBM名牌放在一个支架上，支架可对电池充电，也可以下载存储信息。这些测量值可通过互联网上传输至日立数据中心进行分析和长期存储。系统定期为用户提供监控活动的报告。

　　技术和心理度量幸福

　　自从3年前引入HBM，包括银行、信息服务公司、设计公司、科研院所、呼叫中心和医院在内的数百家单位，已用它收集了大约10太字节的行为数据。当然，要了解人们的主观经验，需要的不仅仅是记录他们如何运动或与谁说话。要使所有这些数据变得有意义，你需要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框架。

　　每个人都有他（她）自己的动机、感情和目标，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行为。但这些深层因素对于那些临时的甚至是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来说不一定非常明显。一个人的不稳定动作预示着遇险或头晕吗？某天的社交活动没有达到正常次数，意味着一个人情绪低迷，还是仅仅专注于一个迷人的活动？工程师们需要一种将传感器数据转换为有意义的精神状态的方法。

　　为此，科学家们转向正向心理学这个新兴领域。传统的负向心理学专注于压力、抑郁、焦虑、强迫症、情绪波动等问题，而正向心理学着眼于理想的精神状态（包括幸福感）、受欢迎的性格特征（如自我控制和慷慨）以及有助于幸福的内外因素。

　　你可能会认为幸福是难以量化和分析的不可言喻的东西、一个难以捉摸的存在状态。但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柳博米尔斯基及其同事开展了大量研究，证明幸福实际上也是可被系统测量的。

　　这些调查结果也许是违反直觉的。例如，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我们在结婚、买房或得到加薪时会更高兴。但事实证明，诸如此类的外部环境因素，对我们的长期幸福指数来说贡献值不大。同样地，许多人假设，人际关系受挫、事业失败或财政危机，会使他们比实际情况更令人不快。实际情况则是，大多数人对正面和负面情况的适应要比他们期望的快得多。

　　真正让人产生幸福感差异的是人们的习惯和活动，甚至连表达感谢和做出友善举动等简单行为也可让你感觉更舒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改变行为，而不是仅盯着理想的境况，是提升幸福感的最佳途径。

　　职场幸福是一种“流”

　　幸福的好处要远胜于感觉良好。2005年，柳博米尔斯基和她的同事们证明快乐和积极的情绪会改善人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例如，快乐的人在工作时往往更富创造性、更富有成效，并赚取更高的薪资。你的理解是正确的:获得加薪不会让你更幸福，但如果你已经很幸福，更多的钱可能会带给你附加的好处。更高的薪水、更好的业绩评估和更长寿等正向效果的统计结果，将有助于战胜那些幸福观研究的怀疑论者。

　　在工作场所，幸福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你全情参与的能力，美国克莱蒙特大学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用“流”来形容这一现象。当它发生时，一小时过去了，就像一分钟，你会全然忘记外在的隐忧。几乎每个人都在某一时刻体验过“流”，包括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工作者也不例外，他们的工作需要聚精会神地进行创造和解决问题。事实证明，技术有助于发现这种宝贵的精神状态。

　　矢野和他的同事曾做过一个小而有趣的研究，看是否可以对人们达到这个特殊的“巅峰”状态进行量化。在这个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以日记形式记录一整天的感觉和相应的活动。研究人员将参与者的HBM数据，特别是加速度计测得的运动节奏，与日记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没有一个运动或一个活动类型符合“流”态，一天中也不存在某一特定时刻，参与者都能如此地集中精力。考虑到人们的个人风格和癖好，这个结果是很有意义的。

　　“流”的关键指标应在于运动的一致性。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一致性的运动是慢的；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快的。有些人是在早上，而另一些人则是在下午或晚上。无论如何，当参与者经历“流”时，他们的运动变得更加规律，因为他们会在具有挑战性但引人入胜的活动中失去自我。当他们将自己的HBM数据与日记进行比较时，参与者常常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精神状态具有如此明显的数字签名特征。一旦人们意识到这种日常模式，他们就可以在最可能达致这种忘我精神状态时安排他们的工作，以充分利用时间。

　　从社交看职场幸福

　　在工作场所使用穿戴式传感器的一个更为简单明了的阐述方式是记录社交互动。例如，你可以检查办公室里有哪些位置往往会进行最频繁和活跃的讨论，又有哪些区域未被充分利用或是冷冷清清的。基于这样的结果对办公室格局进行调整，可能会导致更富有成效的合作。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社会性度量仪数据揭示出的沟通模式，与你从一家公司的组织结构图中推断出来的全然不同。让我们假设你想衡量一家企业合并后的影响。理想情况下，你想要这两家公司完全融为一体，尽管这两家公司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和工作流程。传感器数据可以告诉你这两家公司融合的程度，因为它们会显示出谁和谁真正在聊天，以及聊天的频率。

　　在一个早期实验中，HBM被用于研究同一公司中两个不同产品设计部门的合并。结果显示，经过一个月的组合后，新部门基本上还是以两个独立的实体在运行。新部门的负责人首先还是与他以前的同事进行主要互动。事实上，如果在普通员工和大老板之间的对话存在一个完整的六度分隔，那么事情会变得更为糟糕。六度分隔理论是上世纪60年代由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那么，如何让这样一个功能失调的办公室运行更为顺畅呢？研究人员对实验进行了调整，经理和员工之后会定期收到社交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谁跟谁进行了交谈等，每个人都被鼓励做出调整以达成团结。为期3个月的实验结束后，新部门负责人和同事之间的协作关系更加密切，社会等级被削平了。更重要的是，员工的满意度和生产力得到了大大提高。

　　获得幸福可以很简单

　　在另一项小型研究中，研究人员着力于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他们通过测量人们的运动来观察幸福和体育活动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此项研究进行了6个多星期，涉及32名雇员。参与者中的一半被要求参与一个“幸福促进”运动，并写下一周工作中发生的3件好事情。剩下的参与者只要求记录一周内完成的工作任务。为了控制“安慰剂”效应，所有参与者都被告知，分配的任务是设计用来让他们更快乐。

　　相对于对照组，撰写正面事件的参与者被报告获得了更高的幸福感、内在激励及对生活的满意度。这些好处是在研究持续一个月后得出的。 这些好处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只需要进行简单的练习即可达成:每周花上10分钟，写下发生的“好事情”，效果就来了。

　　研究人员也寻找了参与者日常工作中的差异。他们发现，那些回忆积极事件的员工在抵达工作单位时精力更为充沛(通过测量他们的动作)，每天更早达到身体活动的峰值水平。此外，他们花更少的时间和同事进行互动。换句话说，因为参与者感觉更良好，所以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工作和更少的时间来社交，从而在工作中变得更加主动、忙碌和勤奋。当然，就像研究人员在以上描述的公司合并例子中看到的，一个健康的组织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互动。但此项研究强调了社交时间和个人成就之间平衡关系的重要性。

　　这些结果也表明，社会性度量仪数据如何跟更多的主观调查结果相互补充:客观方法记录行为的具体改变，而主观方法按照人类的思想感情来解释这些变化。

　　幸福传感器的前景

　　工程师和心理学家之间的研究协作还只是刚刚开始。科学家预计，随着可穿戴传感器的广泛使用和更多的数据积累，人们将寻找新的方式来配置这些生物计量监测仪。

　　当然，没有一个“幸福”传感器会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也不需要。当温度计于4个世纪前被发明出来时，它是很不精确的，但它仍然可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度计的设计更为精致，现在已是不可或缺的日用品。科学家们相信，幸福传感器也将遵循类似的进化进程，虽然它们在评估人们的心理状态时总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可穿戴传感器却已比衡量幸福的传统工具来得更为低调，更加易用，制造成本也更为低廉。

　　假以时日，更多的企业将利用这些传感器测量员工的行为和满意度，以研究新的实践和过程的有效性，甚至培养出“流”。如此这般，雇主就能够创建出促进积极参与和提高整体生产力的工作环境。这不失为一个幸福的结局。